刘正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前夕，时任浏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之俭同志约我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程翠林，曾用名程翠霄，红5军团第34师政委。1934年12月11日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他说：“你查找一下程翠林烈士的籍贯吧，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亲属。”
红5军团第34师政委，那不就是陈树湘烈士的搭档吗？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关键一战。前有湘江天险拦截，后有数十万追兵紧逼。敌军布下严密合围的口袋，意图把红军主力彻底歼灭于湘江东岸。红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硬生生拼出一条生路。
江水滔滔，战火熊熊。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水被鲜血染红，江面漂浮着无数烈士的遗体，江水拥堵难流。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最为悲壮的是后卫部队红5军团第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他们在重重包围中孤军作战，全军覆没，以自己的牺牲赢得了主力部队的胜利过江，赢得了万里长征的最后胜利。
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政委程翠林以死殉国，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被历史忘记。
现在，师长陈树湘的故居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而政委程翠林只知道是浏阳人但乡籍难寻。
接受任务，回到办公室，我翻开了《浏阳烈士英名录》，一万七千个名字如群星闪烁。
《浏阳烈士英名录》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的浏阳英烈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牺牲地点和最后职务，籍贯一栏具体到了每一个乡镇和村庄。
而程翠霄烈士的籍贯，标注的是“不详”。
查找浏阳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中有《程翠霄革命烈士材料》，没有出生日期、原籍地址，只有参加革命和牺牲的年份。
我想到了查阅族谱。
我很快联系到了现在程氏祠堂的负责人程卫，一个95后的小伙子，毕业于985大学，现在打理着一家书院。
在古色古香的程氏宗祠里面，程卫焚香点烛放炮，请出了程氏族谱。
浏阳程氏在浏阳不算大姓，仅有一支。入浏始祖兴六公，南宋理宗时“由安徽歙县至湖北嘉渔过洞庭贸易浏阳县”而入赘王家，从此在浏阳繁衍生息，至今只有两千多人丁。
程氏家族的几位长者戴上老花眼镜，与我一起，逐页翻阅族谱，从中寻找“翠林”“翠霄”的字眼，寻找1907年出生的外出男丁。
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对应的线索。
程卫不愧是95后的年轻人，他把“寻找程翠林”的信息发到了网上。
马上就有了很多信息反馈。
潘心元烈士的孙子潘定术先生留言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朱德年谱》中，有湘江战役朱德总司令给陈树湘、程翠林的电文。由此可见，陈树湘、程翠林作为搭档的身份是确凿的。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央苏区人物志》记载：“程翠林，湖北阳新人……”这是新一种说法了。为此我联系了湖北阳新县的党史同行，确认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文友小余在《南靖文史》第十六辑中找到了一篇李湘君写的文章：《鱼水情深——记黄瑞坤与程翠林的革命情谊》。文中写道：从1933年春至1934年深秋，程翠林和漳州南靖乐土乡赤卫队长黄瑞坤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特别还提到了程翠林写给黄瑞坤的第一封和最后一封信。第一封信中写道：“皮红心红的种子给我多选多留起来。我这边一片大荒地正开垦……需要这种豆籽来播种。”最后一封信写的是：“我家要迁移到北边定居……开垦更大片荒地，……到达后才给你信……豆生长差，要耐心培植……盼茂盛……”只言片语，是不是在暗示革命的形势？“迁移到北边定居”，是不是暗示要去长征？文中没有说程翠林是浏阳人，反而说程翠林有浓重的东北口音，也许黄瑞坤将浏阳口音误认为东北口音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风雨盘然：朱良才上将回忆录》，有开国上将朱良才对程翠林的回忆。朱良才上将曾在红34师任职政治部主任，是政委程翠林的部下，他在回忆录中明确记录程政委是浏阳人，他说陈师长和程政委都是好同志。
兜兜转转，始终没有搞清楚程翠林的乡籍，更谈不上找到他的亲人了。
我只能向张之俭同志抱歉地说：我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英雄!
他有文化。他与乡赤卫队长互通书信，喜欢“皮红心红的种子”，希望“开垦更大片荒地”。
他有担当。他和陈树湘带领全师将士死死钉在阵地上，没有援军，没有退路，没有补给，无一人退缩，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
他不孤单。湘江战役纪念馆珍藏的烈士名单中，浏阳籍574位，其中有24位至今乡籍不明。
浏阳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那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浏阳的人口减少了20万，无数仁人志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无数英雄儿女牺牲在革命的征途中。
但是，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只有一万七千人，无数的革命者成为了无名烈士。
广西灌阳县烈士陵园内立了一座特殊的墓碑，碑上没有姓名，碑座上镌刻了这样一行文字：“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浏阳程家祠堂里钟鼓齐鸣，鼓乐阵阵，程翠林烈士的神位牌被请到了神龛之上。
程卫与我说：“不管他原名是什么，不管他姓什么，程翠林烈士是我们浏阳老程家永远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