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弘毅
上二年级的孩子要我帮他找一些资料，说是想参加学校的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还“自作主张”准备讲丁文江的故事。我问他原因，孩子答：“丁文江是我自己在岳麓山上遇到的科学家啊。”我还来不及回应，他又说：“爸爸你不记得了吗？我们第一次遇见丁文江墓的那条小路是我发现的，他墓碑上的字也是我自己认出来的……”
其实，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孩子小时候运动能力不是很好，我从他4岁半开始，利用周末带他爬岳麓山。从最开始走大门、大路，到后来探索各种小路、野路，3年多来父子俩坚持爬山85次了。我把每一次的运动轨迹、途中趣事、孩子照片都留存下来呢。
孩子说到的是2022年2月第19次爬山。进南门，经峰回路转亭，到响鼓岭后，我们发现了一条隐秘的小路，好奇的孩子便拉着我要去“探险”。从柏油路下了石阶路，又转上原始土路，愈行愈觉僻静。拐过几个弯，突然就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墓园，入口是四柱三门的石牌坊，正中有一座半球形墓冢，冢前立有一块方方正正的花岗岩墓碑。当时5岁半的孩子用小手摸着汉白玉的碑面，竟自己认出了横书的七个字——丁文江先生之墓。
我那时开心地一把抱起孩子亲了亲，又领他在墓碑前鞠躬。看到墓旁有长沙市人民政府立的文物保护碑，就带他读上面的介绍：“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著名地质学家。早年在日本、美国留学，1911年回国，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等职，为我国地矿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你那天给了我好多惊喜呐！”我翻出照片给孩子看，“回家路上他还在问我什么是地质学，什么是留学？丁文江为什么要留学？那是你第一次对一位科学家好奇。这些事当爸爸的肯定记得啊！”
晚饭后，陪孩子一起搜索资料，重温丁文江的故事，我不禁感叹孩子“碰巧”选择了丁文江来宣讲科学家精神，还真是切题。
我们所说的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从天文学开始，而中国的现代科学由一批学习了西方科学的中国人发展起来的，从地质学开始，而丁文江正是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丁文江1911年取得格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文凭后回国，1913年在北京创办地质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机关，他1923年作为科学派主将参与主导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科学理性思想得到宣传推广，1928年出版《徐霞客游记》，成为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徐霞客的第一人，1929年主持建立新生代研究室，5个月后研究室发现了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称为中国科学界摘取的第一块金牌，1934年编辑出版《中华民国新地图》，是中国第一套根据实测资料绘制的现代地图，14年后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办公室仍在使用。在旧中国打开封闭国门迎接科学春风的历史进程中，崇尚理性、勇于任事又务实笃行的丁文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被称为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而这位了不起的江苏人、北大的教授丁文江，却跟长沙有特别的缘分。1935年，48岁的丁文江从北京来到湖南，带着两个目的，一个是勘探煤矿一个是为准备南迁的清华大学选择新校址。结果他在衡阳的宾馆入住时发生煤气中毒，救治时按压过度又伤及内脏，后来转到长沙湘雅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按照他的遗嘱“葬于所故之区域”，选择在岳麓山安葬，而这里恰好位于他为清华大学物色新校址时到过的左家垅附近。
丁文江重视野外地质调查，一生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踏遍了全国20多个省的荒山野岭。他去世后葬在了岳麓山行人罕至的后山，又被我和孩子登山时“不走平路走山路”遇见，这个缘分真是奇妙。
我把这些资料整理打印出来给孩子。孩子埋头看着，突然发问：“爸爸，你能帮我查下格拉斯哥大学在哪里吗？”我告诉他：“在英国。丁文江先是在日本留学，之后来到英国，考取了剑桥大学，因学费高昂退学，又考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
“但是你拍的照片，那个文物保护碑的照片，写的是丁文江在日本、美国留学，是不是搞错了？”孩子不依不饶。我赶忙翻查资料，结果无论是胡适所作丁文江的传记，还是丁的后辈所写的回忆录，都清楚记载着丁文江确实是在日本、英国留学。
看来孩子还真发现了个错误。好奇、坚持、求真，这其实就是科学家精神啊。
“你看得仔细，说得也有道理！”我鼓励孩子，“你可以给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写封信，告诉他们丁文江墓的文物保护碑写错了。我明天就给你寄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