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2030年）》在部署乡村治理智慧化的同时，明确提出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并具体部署了壮大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等重点任务。新乡贤作为扎根乡土、联结城乡的内生治理力量，正是落实这一政策导向的重要主体。笔者以为，借助数字平台突破“不在场”的参与困境，实现从“浅层联络”到“深度参与”的跃升，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亟待回应的课题。
从“在场”到“在线”：激活乡贤力量的逻辑之变
新乡贤是乡土社会中重要的内生社会资本，自带乡情信任纽带，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传统乡村治理场景高度依赖人员到场参与，大量在外新乡贤即便有反哺乡土的意愿，也往往难以深度介入。数字平台的出现，正从三个维度改变这一底层逻辑。
从参与门槛看，数字平台将参与条件变为“在线接入”，在外乡贤得以突破空间约束。开福区是长沙首批海选新乡贤的城区，先后打造全市首个贤达馆、竹安驿站、“开福区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会”等平台，汇聚乡贤百余人。从参与渠道看，数字平台提供了议事、协商、决策等直接通道，使乡贤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作为”。望城区静慎村90后新乡贤姚鹏飞返乡种粮，用手机操控智能育秧大棚，创立了“新乡贤”生态米品牌，展现了乡贤运用数字技术从事产业经营的潜力。这种数字化能力，也为乡贤从产业经营走向线上公共议事提供了现实可能。从参与反馈看，数字平台使参与行为可记录、可追溯、可评价，持续参与的动力由此形成。新化县槎溪镇探索的“数字积分制”平台，让在外新乡贤“出智、出资”同样可获积分，贡献被量化记录，参与积极性明显提升，说明数字平台能够打破地域限制，让在外乡贤的贡献“被看见、被记录”。
聚而难为：乡贤赋能智慧治理的现实梗阻
数字平台把乡贤“聚”起来了，参与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但现实中，“聚”起来容易，“为”起来难——新乡贤从“有形参与”走向“有效参与”，实际参与村务商议、项目决策、矛盾调处等，仍面临三重结构性瓶颈制约。
其一，功能单一，平台止于信息通报。多数乡贤微信群的功能仍是工作动态发布和节日问候。在外乡贤能看到村里做了什么，但无法参与决定要做什么。其二，机制不畅，议事缺乏常态渠道。在外新乡贤对村内实际情况了解有限，提出的建议可能脱离实际；村“两委”对在外新乡贤的资源能力和参与意愿也缺乏系统掌握。双方缺少常态化的议事接口和固定的沟通渠道，容易造成“乡贤想参与但找不到入口，村‘两委’需要支持但不知道找谁”的局面。其三，激励缺位，参与难有持续动力。当前乡贤会普遍没有针对新乡贤线上参与乡村治理制定考核和激励办法，参与热情难以持续。
善治有为：乡贤赋能智慧治理的路径选择
破解“聚而难为”困境，关键在于把数字平台从“联络工具”升级为“议事平台”，以制度化设计保障在外乡贤的实质性参与。
一是搭建“云上乡贤议事厅”，以流程再造实现“议事有渠道”。依托现有乡贤会微信群等基层数字治理平台，建立“定期议题发布—乡贤线上讨论—意见汇总反馈”的常态化流程。村“两委”在重大事项决策前，提前将议题和相关材料发至议事厅，给予在外乡贤充足时间发表意见，线上线下综合后形成决策。重大事项在上会前，可通过议事厅广泛征集乡贤意见，形成常态化议事流程。
二是推行“项目线上认领+进度实时通报”，以反馈机制实现“参与有回应”。将村内公共事务分解为可认领的具体项目，如道路修缮、困难帮扶、文化活动策划等，通过数字平台向在外乡贤开放认领。认领后，项目进度实时通报，让在外乡贤看到自己的参与产生了什么效果，形成“参与—反馈—再参与”的良性循环。
三是建立“乡贤数字履职档案”，以量化评价实现“有为可衡量”。借鉴新化县“数字积分制”的做法，对乡贤线上线下参与治理的行为进行记录和积分化管理——参与议事、认领项目、提出建议、化解矛盾，均可纳入积分体系。积分结果作为乡贤评先评优、荣誉表彰的重要依据，让在外乡贤的贡献“被看见”。同时，数字档案为乡贤会绩效考核提供数据支撑，弥补当前“凭印象管理”的制度短板。
〔作者系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副主任、副教授，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赋能乡村治理的对策研究”（XSP25YBZ144）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