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岳冠文 匡春林 通讯员 张喻升
长沙东鹏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副厂长魏生一至今记得那个下午，他带着一面锦旗走进长沙市生态环境局，锦旗上写着“精准施策促发展，治污减负助企强”。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长沙统一企业有限公司、长沙银洲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三面锦旗，指向同一件事：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批复同意企业废水排放执行协商浓度限值。
“过去，为了稳定达标排放，我们每年要花掉大笔治污费用。现在废水直接协商排放，一年省下的钱，够我们更新一台生产设备。”魏生一说。
锦旗背后，是一场从“各自达标”到“协商排放”的治水改革。这场改革，正在让长沙食品企业的废水，从负担变成资源。
夜幕降临，宁乡经开区污水处理厂的曝气池中，微生物获得稳定碳源；不远处，长沙顶津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生产线仍在运转，企业负责人不再为高企的废水处理成本发愁。
在望城经开区、宁乡经开区，食品企业的高浓度废水不再被视为负担，而成为下游污水处理厂急需的碳源。近年来，长沙率先探索食品废水协商排放，允许可生化性好的废水放宽排放限值，直接作为碳源资源回用。这一“以废治废”的治水创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实践，也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地方样本。
以思想之变破重复之困：从各自达标到协商排放
食品企业废水有机物浓度高、可生化性极好，且不含有毒有害物质，是污水处理厂优质的碳源。然而按照现行排放标准，企业必须自建污水站预处理达标后才能排入市政管网，污水处理厂再深度处理达标排放。
“为了将化学需氧量（COD）由数千毫克每升降至几百毫克每升以下，企业花了大价钱；污水处理厂那边又因为进水碳源不足，还得额外买乙酸钠、葡萄糖来补充。”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许雄飞算了一笔账，同一份有机物，先被企业费力去除，再被污水处理厂花钱补回来，不仅重复低效，还造成高能耗、高物耗、高碳排放。
症结在于“各自为战”的治理逻辑。长沙市生态环境局认识到，生态环境治理必须从末端治理走向全过程协同，从单一达标走向系统增效。
2022年，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全力支持下，长沙率先在望城经开区和宁乡经开区选取两家啤酒企业进行废水协商排放试点。
2024年底，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在全国率先探索食品企业废水协商排放，在望城经开区和宁乡经开区同步试点整区推进，首批放开23家可生化性较好的食品企业废水排放限值。
2025年，该项工作从试点推进转向全市推行，行业范围与覆盖企业进一步扩大，截至目前，全市共有41家企业申请废水排放执行协商浓度限值。
以路径之变促全链之效：从企业端到全路径
放开限值，不等于放松监管。
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指导园区和企业，将监管从对企业的末端监管转变为对排水路径的全过程监管。
事前，开展可行性评估、做好管网核查修复；事中，签订试点委托协议、预留应急处置能力、制定应急预案；事后，开展跟踪监测、加强环境监管、强化管网维护、开展验收评估。
“我们要求园区组织专业巡管队伍定期对企业末端排放口废水浓度进行检测，确保不超过协商排放标准，同时定期对排水路径管网和沿河排口进行巡查。”长沙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处长张杰介绍，园区还建立了“园区—企业—污水处理厂”三级应急处置机制，切实减少废水超标和管网溢流的环境风险。
加入试点后，企业的变化悄然发生。
长沙顶津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张鹏介绍，2025年，公司废水排放量较2024年减少15.3%，水质各项指标稳定控制在协商浓度限值内，全年节约运维成本78万元，碳排放量减少328.31吨。
青岛啤酒（长沙）有限公司配备2个应急池，排水前经化验室检测，当水质浓度超标时，废水将回流至调节池或应急池进行再次均质调节，确保达标后排放。2025年，公司节约各项成本45.6万元，减少碳排放316吨。
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有限公司废水排放执行协商浓度限值后，企业废水仅需经过简单预处理，在协商排放浓度限值内排放，取消了后续的厌氧-缺氧-好氧生物处理工艺，每年可减少人工、药剂、污泥处理、电费等费用80万元。
以机制之变谋三赢之局：从长沙经验到全国样本
改革成效，数据最有说服力。
经初步估算，截至目前，全市共有41家企业申请废水纳管协商排放，可为企业每年减少运行费用1600余万元，为新建企业减少污水处理站建设费用2500余万元。节约的资金可用于生产设备升级、核心技术创新等领域，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撑。
食品企业排放的高浓度有机废水，降低了污水处理厂因碳源不足导致的额外成本支出。经初步估算，仅宁乡经开区和望城经开区两个园区的受纳污水处理厂，就可节约碳源费用约220万元/年，减少碳排放量约4340吨/年。2025年，宁乡经开区两座污水处理厂的碳源采购费用大幅下降，降幅分别达53.86%和56.46%。
不仅如此，试点工作实施后，园区环境效益同样显著，企业污水处理环节能源消耗与药剂使用量大幅减少。2025年，宁乡经开区参与试点的企业累计实现碳减排1410吨，减排成效显著；污水处理厂COD排放量减少32吨，COD削减量相较于2024年增加859吨，污染物减排成效显著，有效降低了沩水流域水环境承载压力。
试点红利不仅惠及已有企业，还辐射到了未来的新进企业。在望城经开区，符合协商排放标准的食品企业，通过节省建设投资、降低运维成本，单家企业能减少初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费用80万元至400万元，年运维成本能降10万元至150万元。在企业、污水处理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下，这一改革有助于增强园区市场活力与经济动力，提升招商引资软实力，吸引更多优质食品企业入驻，形成更强产业集聚效应。
长沙的先行先试，得到了更高层面的认可。宁乡经开区废水协商排放案例入选了生态环境部2024年工业园区水环境管理十大典型案例。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长沙的先行先试为国家修标提供了实践支撑——2025年，食品加工、屠宰及肉类加工、酒类制造等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相继发布，明确支持排污单位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可协商约定间接排放浓度限值。“这标志着食品废水协商排放从地方试点探索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长沙经验为全国同类型资源化利用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许雄飞表示。
一份废水的三赢账本，算出的不仅是经济账、环境账，更是一笔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账。从各自达标到协商排放，从企业端到全路径，从长沙经验到全国样本，这条改革路径折射出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深刻转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十五五”开局之年，长沙的探索仍在继续。许雄飞说，长沙生态环境部门将进一步扩大协商排放范围，完善监管机制，推动食品废水协商排放改革走深走实，为全国同类型改革贡献更多长沙经验。
废水的去向之变，映照着发展方式之变。在长沙，一汪废水的“新生”之旅，正在讲述一个关于改革、创新与协同的生态故事。